但是，中央在调控措施的设定上缺乏对地方利益的考量，缺乏对调控措施本身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判断，而主要是从利于行政控制、便于中央检查、展现中央权威等思维出发强推各种行政干预政策（从限贷到限购），并且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反馈和绩效评估机制，导致调控措施引发的众多负面效果几乎抵消甚至超过其积极作用，而这些负面效果本可避免或至少可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而缺乏规范指引，就没有什么阻止风险规制机关特别热心地推进其规制目标，以至于过多地限制了企业和公民的行动自由。但从这种对主观认知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且这种认知本身（可能）催生现实的不理性反应来看，它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风险。
[18]借用吉登斯的分类法。就此而言，现代风险进入法律调整范围的前提是其在概念上被理解为与人的决定和行动有关。这并非错误的描述，但止步于此还不够确切。[7]典型的代表，如 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rt Publishing,2007. [8]如布雷耶的名著《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地规制风险》和孙斯坦的《风险与理性》。需要补充的是，法律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范。
典型的如日本福岛核泄漏在我国引发的抢盐风潮，它充分地说明了这类因风险认知而引发的社会恐慌本身就是需要应对的、现实存在的风险，风险规制者并不能简单地以其并无可靠根据而不予理睬。传统的部门行政法大多是将一般行政法原理具体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结果。⑤关于财产权条款的结构，请参看本文第二部分。
在他们提出宪法诉愿后，宪法法院最终宣布1952年个人所得税法因为抵触基本法第6条第1款而违宪，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建构必须考虑到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这样，在德国法上就对征收的概念进行了扩充以进行必要的补偿。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⑦对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首先要从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开始。
在个人张扬其财产自由的同时，应使其财产亦有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也就是能够促进合乎人类尊严的人类整体生存的实现。征税权放在宪法的一个房间，而征收权则放在宪法的另一个房间。
有夫妻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按照新的合并纳税的规定，他们夫妻二人要缴纳的个税，超过了他们分别纳税的总额。②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各国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学说与宪法实践，却会发现传统上并不将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问题去讨论。作为对此的回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明确指出：‘依照法律规定既规范征收、征用行为，包括征收、征用的主体和程序。(40)在税法领域，如果采这种观点，那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从财产权保障的角度对征税进行审查，这在一个宪法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26)BGHZ 6, 270. (27)BGHZ 6,270(277f). (28)BGHZ 6,270(280). (29)BGHZ 6,270(280). (30)Hans Stdter, ber den Enteigungsbegriff, DV1953, 136ff. (31)BVerwGE 15,1. (33)在美国，也存在征收与警察权(治安权)的区分标准问题，虽然美国并没有特别牺牲、期待可能性等概念，但从美国相关案例的表述来看，其基本思路也与德国的概括基本吻合。③BVerfGE4，7(17). ④刘连泰：《宪法上征收规范的效力是否及于征税：一个比较法的观察》，《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第120页。如果课税超出了这一限度，就属于损害到了财产权的本质内容，从而是违宪的。该条的第1款和第3款是对征收的规范，按照其规范内容，德国学者概括出一个术语唇齿条款来说明征收和补偿规范的关系。
(11)Konrad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 S. Rn. 433. (12)Martin Wolff, Reichsverfassung und Eigentum, in Festgabe für wilhelm Kahl, 1923, ss. 5/20. (13)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宪法第13条的修改也体现了这种转变。但有代表提出，依照法律规定是只规范征收、征用行为，还是也规范补偿行为，应予明确。
宪法修正案草案最初的表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普遍牺牲的意义上，其是平等的。
其逻辑如下：金钱并非只能被视作私人财产上的营利或者孳息，而是可以被视为独立的财产权对象物，从而通过征税取得金钱，也就是对此对象物的所有权的剥夺，从而构成征收。 摘要: 传统上，个人所得税被认为与财产权保障无关。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如果有对财产权的更为周全的观察，征收规范可能应该被排除用来分析税收问题。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只是基于社会平衡、社会公正的考量而对私人财产的正当约束，由于并不取得所有物，当然也就无所谓补偿。并且，王兆国认为，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48)此外，作为税法基础的公民纳税义务的原理，也是宪法学的基本问题。
(2)限制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Geeignetheit)。征收个人所得税，使得国家具备维护市场之能力，个人所得税有助于促进该正当目的的实现，从而也能够通过比例原则中适当性的审查。
此项法律必须规定补偿的性质与范围。这是指，要将立法者设为目标的利益，与基本权利主体所受损害进行衡量，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不应采取此限制措施。
③有学者在梳理美国宪法第5和第14修正案这两个征收相关条款的适用范围时，也发现在传统理论中，私有财产征收条款并不及于征税。在个案中究竟以何种理论作为主要的论证框架，很多情况下只是取决于该当个案论证上的方便。
(17)所谓扼杀性效果(erdrosselnde Wirkung)，是指国家并非是为了征税，而是希望以极高的税收，使得该项经营活动无法进行，这意味着，征税只是为了掩盖国家禁止的目的。征收个人所得税，应当作为对财产权的限制而接受合宪性审查。(27)(征收)是以剥夺或者负担的形式对财产的侵害，其以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方式影响有关的个人或者人群，强制其为公众承担特别的、与其他人相比不公平的、而且通常是不可预期的牺牲(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正是为了再度获得平衡，征收必然要求相应的均衡补偿，与此相对，对于财产权的一般性的内容限定并不要求补偿。
而在我国，近来引起社会纷争的房地产调控的国五条也涉及个人所得税的征收，(47)从其引发的夫妻离婚以规避纳税的事实看，其与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款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有密切关系。但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从物向财产利益、从存续保障向价值保障扩张后，所得税开始被纳入财产权的问题视野。
凡此种种前提，乃对应于个人所得之社会义务。 注释: ①葛克昌：《遗产税改革之宪法界限》，《月旦法学杂志》2008年第9期，第38页。
对一个权力的限制不适用于对另一个权力的限制。(37)因此，将所得税视为社会义务的承担，并无不妥。
而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及整体财产利益后，孳息就落入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而国家的征税(令个人承担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也就构成了对财产权的限制。⑧[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页。(34)BverfGE58, 300(331-332); Vgl. Hans D. Jarass, Inhalt-und Schrankenbestimmung oder Enteignung? Grundfragen der Struktur der Eigentumsgarantie, NJW 2000,2841,(2841). (35)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673～674页。半数原则 税收关系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重要关系，国家的征税权必须遵守宪法为公权力设定的规则。
在这种意义上，财产权的私有的本质属性就被彻底取消。(23)由于所有权被转移，相应的补偿就相当于交换中的对价，因而是理所当然的。
其要求所得税税负不能过度损害公民的财产权，而是要在课税后仍能保持财产以供未来的私人使用，借此也保障国家未来尚可课税。讨论个人所得税与财产权的关系，首先要看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是否及于国家要求个人缴纳的税款。
(19)从法律后果的角度可以对二者作简单的区分：征收必然伴随着补偿，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是对于财产权的无补偿的单纯限制。联邦最高法院在使用特别牺牲理论认定征收时，也使用了不可预期的牺牲、严重侵害作为限定词，而联邦行政法院在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界定征收时，也在考虑造成特别牺牲这一后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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